中华门已经遥遥在望。
我坐在公交车上昏昏欲睡。
相同的场景周而复始，每天早上，我坐早班车到铜井镇的畔塘村，听前国军中尉李茂才讲述往事，在黄昏时坐着公交车回到南京。
同样面孔的乘客，同样年轻的女售票员。
不同的是，女售票员显然已经对我没有敌意了。
我坐在她的身后，她那比夜更黑的长发散在后面，落在火红的羽绒服上，像是燃烧的炭火一样温暖。
她的头发并不是很厚，能看到像鸟一样娇嫩的脖子。
她出神地看着前面，前面站着密不透风的乘客，他们大多数来自乡下，脖子上有着经不起看的污垢，指甲里有一目了然的黑色污物。
她当然不会想着他们。
她的目光是无意识的，眼中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她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她自己的心里。
她在想什么呢？
她有没有男朋友？
她的男朋友是什么模样？
她喜欢他吗？
问题像爆米花一样一个接一个地蹦出来，香艳而又暧昧，让人眼花缭乱，心脏几乎要随着呼吸一起跳出来。
多么无聊。
仅仅在半个小时以前，你的心还紧紧地和那些浴血奋战的国军将士们在一起，激动地为他们跳动，现在却飞到了一个你根本就不了解的女孩身上。
你在想什么呢？
我摇了摇头，把她从我的脑袋里甩到了窗外。我只是坐着这辆公交车往返铜井，在1937年和2009年之间跳进跳出，她原本就不应该出现在这个小说中，这一切和她没有关系。就此打住吧。
我在雨花台站下车。她把手放在开车门的按钮上，眼神友好，像一个温柔的淑女。我被下车的人流胁裹着，但还是伸长脖子寻找着她的眼睛，让她清楚地看到我朝她点了点头。她看到了，抿了一下嘴唇，友好的眼睛变成了一朵微笑的鲜花，既不夸张也不过分含蓄，一切恰到好处。我目送着公交车在黑夜中慢慢消失，心里突然有点极不老实的惆怅，要不要把那个像鲜花一样的笑容珍藏在记忆里？
具有文学细胞的人总是时刻都准备好了温柔的情感，虽然它们像蒲公英的种子一样被风吹着，很快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但他们还是随时准备自作多情。我就是这样一个人。
那么，就真的不要想她了。
雨花台的夜晚安静得吓人，路上没有一个人，他们像水一样从地上蒸发掉了。潮湿的南京总是浸泡在灰色的污染物中，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奇怪的硫磺味，有些甜腻和呛鼻。苏宁电器的大门紧闭，那些塑料人一样的迎宾小姐消失在夜幕中，在昏黄的路灯的照耀下，苏宁电器像一个趴在地上的不动声色的怪兽，天亮的时候，它就会张开血盆大口吞噬满脸欲望的人群。几只野猫蹲在门口，呜呜地叫着，不知道是在呼唤更多的同伴还是纯属无聊。
大队的日本兵已经过去，只有三三两两穿着屎黄色的小队士兵匆匆地赶往城内，他们背着三八大盖，枪刺上挑着各种各样的小包袱，那是他们的战利品，可能是精美的瓷器，也可能是散发着尿臊味的便器。
他们像一群贪婪的狗一样，伸着鼻子寻找着各种他们认为是宝贝的战利品，准备当做私人财物寄回家里。
他们不能称之为军人，只能称之为强盗，无耻的强盗，地球上最丑陋的一群人。
我知道这是真正的日军，并不是拍电影。
那具被他们枪杀的中国男人的尸体仍然躺在那里，酱紫色的肠子流淌在地上，一群蚂蚁趴在上面啃吃着。
战火燃烧的南京，让那些躲在地底的蚂蚁也禁不住诱惑，冒险地来到地面趁火打劫。
1937年12月的南京毫无还手之力，就连蚂蚁也来欺负。
我站在路边，空荡荡的夜空下，野草枯黄，颤抖着身子匍伏在地，表情惊恐而不安。
借着昏暗的路灯，我看到了中华门城墙上随风飘荡着的日军太阳旗，它们在风中哗哗地歌唱着。
那些被坦克和大炮轰开的城墙，灰色的硝烟正慢慢地飘散，那些被炸伤的明朝的砖头正在低低地哭泣着。
一个泥塑的明代士兵被炸得四分五裂，他的头颅滚在我的脚下，眉头紧皱，一滴泪水挂在涂满硝烟的脸上，眼睛茫然地看着我。
他可能怎么也想不到，当年他们在东南沿海把那些倭寇打得远远地躲在了大海深处，仅仅是五六百年的时间，倭寇不但又来了，而且还打到了首都，60多万的平民，10多万的大军，面对这些身材矮小的臭虫一样的士兵，居然会像一群绵羊一样争相逃跑，甚至践踏着同胞的尸体逃跑。
我摇了摇头，准备继续赶路，脚下的泥泞缠脚，我使劲地踢了一下，一个骷髅头露出地面，我知道它接着就会咬着我的脚，哭诉着日本兵不应该杀他，他们让他干什么他都干了，为什么还要杀我？
我忙慌慌地撒腿就跑，不想再听他像个老太婆一样唠唠叨叨了。那些三三两两的日本兵从我身边走过去了，我一点都不害怕，更不会感到奇怪，这既不是历史重演，也不是时空转移，这是eja vu。
你如果还不明白，可以去问罗素。
罗素会像一个神经病一样翻来覆去地对你说：“过去存在吗?不存在。将来存在吗?不存在。那么只有现在存在吗?对，只有现在存在。在现在范围内没有时间的延续吗?没有。那么时间是不存在的吗?哎呀，我希望你不要这样唠叨个没完没了。”
罗素就这么唧唧歪歪地像说绕口令一样向我们阐释着他的时间观，但这颗伟大的脑袋已经死去，如果他活着，他必须得给我们说明白一个问题：如果过去和未来都不存在，那么我们有时候会出现的那种似曾相识的场景是存在于过去呢，还是未来?
这种情况就叫做eja vu。这是一个法语词。1876年，法国精神病学家mile oirac最早使用这个词来描述那种以前经历过的场景好像又重演的情况。不会法文也没什么，有人把他翻译成了“既视感”。其实翻译了等于没翻译，三个很平常的汉字组合到一起却会让人莫名其妙，什么是“既视感”？那些翻译家太有才了。他们完全可以把它很直白地告诉我们这其实就是“记忆幻觉”。
记忆幻觉不仅仅是一种似曾相识的错觉，还有一种历史不断重演的困扰。
在我这里，就是1937年12月不断地重复着。
我已经习惯了，何况，这对我正在写作的这个小说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很多名气比我更大的艺术家或者文艺战线的领导总是苦口婆心地教导我们“要深入生活”
。
在他们看来，如果不亲身体验一下强奸犯的生活，就写不好强奸犯，如果不当一个杀人犯，就没法让自己小说中的人物杀人，诸如此类等等。
怪不得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在提倡革命浪漫现实主义。
革命和浪漫，多么美好的一对，尽管现实生活中它们在大多数时间里都是冤家，很难聚到一起，但他们还有一个很过硬的理由，艺术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他们总是有理。
好了，现在有了eja vu，我就不用为写这个和南京大屠杀有关的小说而去申请到1937年12月的南京深入生活了。
由于一切尽在掌握中，我已经没有最初的慌张和紧张，相反在杀人如麻血流成河的南京胜似闲庭信步，并非我冷血，而是我只是一个旁观者，一个无法改变历史的梦游者而已。
所有的场景都是那么熟悉，道路两旁，堆积着数不清的男人和女人的尸体。
他们死亡的表情一模一样，都是一脸的茫然和不解，他们到死都没弄明白，自己那么听话，日本兵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为什么还要杀我们呢？
尸体中不少是女人的尸体，毫无例外地都是半裸或者全裸，有的阴部插着树枝，有的插着刺刀，上面沾满了紫色的污血。
看得出来，那些刺刀大多数都是中国军人中正式步枪上所配备的刺刀，日本兵不会把自己三八大盖上的刺刀取下来作恶的，他们视刀如命，他们让中国人的刺刀来向中国人作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