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皇商论_明歌明朝

本节探讨大明经济模式，从总体上感觉必要重要以及需要。但若觉得枯燥，可直接翻看最后两段（分割符三个‘※’下面的文字），为补偿，今天下午更新第十二章：奇技淫巧。

大凌河战事趋于平稳之后，小朱也开始了偷懒行动。大臣们也知道他的这个习惯，所以，近几天，有关辽东那边的军务，全由孙承宗处理了。

“皇上，皇上！”

是张彝宪的声音，他这些年一直在外面疯跑，不是下到田地里负责红白薯种植，就是满世界的乱跑，将收成上来的红白薯分配到各个地方。再就是回到浣衣局，安排好各个方面清退人员的安置问题。可以说，内宫之中的诸大臣，张彝宪最是忙碌，当然，同时也是最富有的一个。

现在大明帝国内的红白薯种植，是国家行为。首先，由国家出钱收购种蔓秧苗，然后连同薪金发放到张彝宪那里。张彝宪这个团队一共24个人，通常会提前在十二月到二月份，就将新年的播种计划制定出来，等到国家下拨时，便按照事先做好的计划书，直接划转到各个地方。北地四十六个县的县衙，在薯疏的问题上，都要听从张彝宪的安排。

开春之后一直到秋收，张彝宪会来回各地的游走，一方面监督劳作耕种的情况，一方面从各地县衙之中闹点好处出来。同时，根据各地的气候土地情况，制定详细的秋收计划。

先将预计的收成，上报到户部和内阁那里，皇帝会同内阁讨论之后，会下达批复。等到实物收割完毕，户部会同皇商杜宏门对这些粮食作物进行联合收购，各地在保留口粮之外，所有作物都要销售出去。

这样做的好处是，在农业社会里，整个国家北方的物价将受到严格控制。试想，北地一年的产粮之中，高达60%都销售给国家，那么，即便有奸商想哄抬物价，也和找死、找破产差不多了。整个收购的银两是包含税赋在里面的，因此，国家的收购价格要比皇商的收购价格略高一些出来。

但不论是户部的银两，还是皇商的银两，这些现钱都先是存放在各地的县衙之内，然后三司会审，当着各地推荐义师、鸿儒的面，将这部分银钱，那些是税银，需要上缴；那些是民银，需要发放；那些提留份例，需要留存。分成几个仓库存放。

老百姓和户部的税官，在义师和三司的小吏的指引下，按照当初交粮时得到的告契，各自领取自己应得的银钱。由于之前张彝宪就已经上报过粮计划册，所以，银钱会提前就送达县衙，因此，大部分的农民会在交粮的同时，便拿到了银钱。这其中，因为有部分银子需要从市场中兑换铜钱的环节，各地县衙，还有一个‘兑耗’的份例可拿。

因为皇商和户部的收购价格不同，因此这个制度最初刚刚开始时，很多农民都希望买给户部，而不是皇商。

这样，在头一年里，张彝宪的‘决策’便十分重要。

但是很快，各地县官和义师联名写了一份疏奏，希望能统一收购价格，但为了保证皇商的利益，内阁不得以，提出了‘价差归公’的概念，就是改由县衙统一价格收购，然后再和户部、皇商进行内部协商，这样，农民拿到手的银钱，便固定下来。

至于其中的价格差，则依靠国家粮税的降低来弥补。

在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社会里，粮食价格，基本等同于指导性物价机制。依靠国家力量于秋收时进行收购，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左右全年的经济走势。现在大明的白银过多，已经造成白银贬值的现象。

户部收购上来的粮食，同样根据各地提前在上年年末报的用银度册，直接划转到各级官吏手中，作为薪俸发放和国库积存。因为实物计薪，已经沿习数百年，各级官吏在领到这些‘薪俸’后，都轻车熟路，该存储的存储，该贩卖的贩卖。加上都是足额发放，大家倒也没什么怨言。

皇商将这些粮食在来年上半年对外销售时，通常是按照户部收购价格来销售，这样既保证了皇商的利润，又在整个一年的开始时间里，便消化了因为秋收价差的因素。

这样是为了保证给各级官吏发放的薪俸水平，不让他们的薪俸打了折扣。

在天启之前，各部尚书全年的俸银只有152两；七品知县的年薪为90石大米。折合月薪，分别是13两和7.5两白银。如果按吴思先生的换算比例：

中央部长的月薪是3800元人民币，县长的月薪是2250元人民币。哇靠，这点工资连白领都算不上吧？要知道，这个时候可是单职工家庭，家里的老老少少都要靠这些月薪生活的。确实太少了。

虽说以道德约束行为，以法制约束现象，是明代通行的做法。但在这些年里，国家还是不断提高了薪酬水平，现在的年薪是之前的四倍到五倍之间。提高薪金之后，谁要是再贪污就不应该了。不但国法绝不相容，就是亲族之间，也不会同意了。呵呵。

皇商对外销售时，结算时的货币比例是白银四成，铜钱四成、实物两成。因为现在直接生产粮食的农民、大户越来越少，分离出来的这些土地所有者，都进行了制造、种茶、种桑、种棉、种香料、种麻、养殖畜牧等经济转型，这些人的口粮，将直接从市场上购买，也就是从皇商杜宏门那里按户部收购价格来购买。连续两年下来，就等于将国家民间储藏的白银两缩减了1成。

那么这些转型了的土地所有者，手中的白银是从那里来的呢？答案是‘出口创汇’，呵呵，这就牵扯出皇商结构的问题来：

1.皇商：

田弘遇：陕西人，礼贵妃生父，染料、药材、南洋诸岛香料。

舒烨稷：蒙古混血儿，山西北三关马市。

施复：苏州人，绫罗纱缎，转贸四方。

张瀚：松江人，棉布，棉织，衣被天下。

施张二人合称：“买不尽松江布，收不尽魏塘纱。”

杜宏门：安徽人，粮食、花生油、茶叶。

刘奂堂：山东淄博人，刘鸿训堂弟，主营瓷器。

2.贸易中心：

松江棉织；

苏州丝织；

景德镇瓷器；

芜湖染业；

铅山造纸；

山西平阳、河北遵化、广东佛山冶铁；

3.商团：

徽商，杜宏门为首；

晋商，舒烨稷为首；

江右商，施复、张瀚、刘奂堂为首；

官商，田弘遇、（舒烨稷、刘奂堂）为首；

除杜宏门外，其余几家皇商，通过用白银收购丝、棉、香料等物，在自己掌握的作坊中，集中生产出精美的丝绸、棉布、瓷器、茶叶，销往海外。海贸因为有银圆的结算制度，造成海外各国在同大明贸易时，更加顺畅。皇商手中主要货币也都变成了银子，这部分银子，通过皇商收购原材料的行为，流动到了民间，再由民间流入国库。

而各国的银圆在转炼银两时，会出现1%的火耗，这部分钱，也全部由皇商和各地方府衙所瓜分，虽说长此以往，国家将被新的弊政所拖累。但目前以皇商为主导，降低白银流通数量，平抑物价，缓和财政压力的效果是比较明显的。也是当务之急。

这些措施最大的结果有两个，除陕西一地还不停闹事之外，其余各地都出现了百业兴旺的景象。虽说依然有旱涝的天灾骚扰，但红白薯的种植，使得粮食压力大大降低。

另外一个结果，是白银的流通价值正在缓步提高，逐步降低了每年的财政赤字。国库里积存了大量的白银，这些白银一方面是为了降低物价而做的多头储备。一方面，也使得大明财政不再捉襟见肘。

这部分银两，也有目的地对市场现有流通的铜钱进行了回收，铜钱现在是主要的流通货币，而铜钱的质量千差万别，太差的铜钱，对国家信用的影响是难以计量的，更何况还有开元通宝的存在。因此，逐步以质地良好的铜钱来替换市场上良莠不齐的铜钱，是国策中的国策。唯独令人比较遗憾的是，大家竟然都不约而同的采取仿制的模式。

白话解释，就是以制造质地优良的‘洪武通宝’、‘永乐通宝’‘宣德通宝’等等非本朝的制钱，来替换现有的铜钱。之所以不用‘崇祯通宝’，是因为内阁大臣们，提出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理由：“为祖宗计，当以仿制钱替之。为子孙计，当以祖宗制钱以替。为陛下计，尚有复兴之计，本朝制钱当缓图之。”

就是说，劣质铜钱多是前朝列祖列宗的失误，现在全以‘崇祯通宝’替换，是为不尊不孝之举。

子孙后代的道理同样如此，不能让子孙难做，发行当朝制钱是对崇祯不尊列祖列宗的延续，不发行，又是对崇祯的不尊，整个就是自找的逻辑陷阱。

至于涉及到崇祯帝本人，则因为尚有复兴大业要努力，等到国泰民安，再发行本朝制钱，则是俩好加一好，好上加好。

当然铜钱两面，一项制度再好，也不会没有副作用，这个规律适用任何一项制度。在皇商和朝廷联合出手下，很多中小商户的利益受到了损害，但毕竟这些人在元年的时候，曾经为恩许银做出了贡献，从而连续缓解了三年的赤字问题。

因此，皇帝、内阁、重臣、皇商进行了统一的协调，将原有的小商人分别按照皇商的业务，集中过去，成立了以地域、产业为主体的商会。商会的组成，同样以股份的方式进行投资和分红。从而缓和破产商户的激增。那些先一步破产的商户们，则由各地政府出面，进行安置，出借土地和部分银钱，加入到商会去，每年按照分红来偿还政府的借款。

另一个恶果是，贫富差距迅速拉大。而且这个过程产生了特殊的‘杯盖’现象，原本赤贫平民和挣扎在死亡与反叛边缘的百姓，其经济条件得到了改善，逐渐上升到丰衣足食的境况。同原本的士民阶层的经济水平相互靠拢，形成‘茶杯盖的底托’。

士民阶层指的是那些考有功名，享受国家特权的阶层，这部分民众在面对庶民的财力与自己相接近的压力，其内心的想法，难以预判。由此，国家只得增加一项开支，以朝廷的名义，在牌坊、住宅格局、墓葬礼制上予以优赏。以抚慰这些哀伤的心灵。至于钱财方面，以徐光启、范西礼为标尺，以礼贵妃为榜样，只要于国有利的发明创造，将赏赐优厚的金钱和荣誉。

第十一章 ：皇商论（1/2）

第十一章：皇商论（1/2）